当地时间1月24日，由俄罗斯、美国、乌克兰三国代表组成的安全问题工作组举行首次三方会谈。这也是2022年俄乌冲突升级近四年来，俄、美、乌三方首次开展直接接触。

此时距离俄乌冲突爆发已经接近四个年头了，这场深刻影响全球地缘格局的事件，也持续塑造着外界对俄罗斯和欧洲的认知。作为关键邻国与战略伙伴，中国社会对于俄罗斯的解读，以及对其与西方关系的评估，也在这充满变数的四年间经历着一轮又一轮的发生着变化。一个核心问题日益凸显：俄罗斯如何定位自己在现代国际体系中的角色？其未来如何处理与中国、欧盟及美国等全球主要力量的关系，已成为预判俄罗斯未来数年战略走向的关键。

在此背景下，观察者网与俄罗斯科学院欧洲研究所副所长罗曼·伦金教授进行了深度对话。透过学者视角，解析俄罗斯的战略思维及其对国际关系的构想。全文整理如下，供读者参考。

罗曼·伦金教授与观察者网对话

【整理/观察者网 唐晓甫】

观察者网：作为欧洲研究所副所长，您对欧洲有很深的研究，同时作为俄罗斯人，自然对欧洲的认知与我们不同。我们注意到，您在2025年10月参加了一个会议，会议的核心议题是欧洲“集体魏玛化”，什么是“集体魏玛化”？为什么你们会选择这个主题？

罗曼·伦金：是的，我们在俄罗斯科学院欧洲研究所内部一直有很多不同的讨论。我们是一个学术机构，讨论的范围通常比较宽。我们会尽量邀请来自不同阵营、不同意识形态立场的代表参加讨论。所以我们的学术会议不仅仅有专家学者，也会邀请社会活动家、政治活动家，以及来自不同国家，尤其是欧洲国家的知名公共评论员和作家。

比如，我们也会邀请来自法国、德国的作家，他们写过关于俄罗斯政策、普京、欧洲危机的书，有些德国学者还是我们学术委员会的成员。他们同时也会在德俄、法俄相关协会中担任领导职务。

至于那次以“魏玛化”为主题的会议，我可以补充一点背景。去年秋天，我们邀请了来自塞尔维亚地缘政治研究中心的主任。那次会议主要是为了签署一项俄罗斯欧洲研究所与塞尔维亚欧洲研究中心的合作关系协议，也正是那位塞尔维亚学者提出了“欧洲的魏玛化”这个概念。

魏玛共和国出现了大规模政治经济动荡

为什么用“魏玛化”这个说法？大家都知道，魏玛共和国时期是德国乃至整个欧洲一个非常动荡、艰难的时期。那个时期有多重危机爆发：公众对国家制度的信任危机、合法性危机，其次是经济危机，当然还有意识形态危机。在某种程度上，这些特征与当下欧盟的处境是相似的。

现在的欧盟在意识形态、权力结构都面临非常复杂的挑战，同时也面临经济困境。从欧洲的社会调查中可以看到，人们对欧洲机构的信任正在下降，越来越多的欧洲人更愿意把自己看作本国公民，而不是把自己视为“欧盟公民”。他们现在更加关注本国利益，而不是欧盟整体的利益。

第二点是欧盟自我认知危机与欧盟“目的”危机。欧盟的创建者，比如阿尔契德·加斯贝利、阿登纳等人的最初设想是建立一个社会公正、经济繁荣、面向和平未来的欧洲国家联盟。

这一目标是基于基督教民主主义的意识形态提出的。但现在的欧盟在很大程度上已经偏离了这些目标，不仅未能实现经济繁荣，甚至连“福利国家”模式本身都面临危机。德国总理默茨已经公开表示，在当前经济危机背景下，福利国家模式已经难以维系。另一个与“魏玛化”概念相呼应的特征，是越来越多地借助军事政策为其政策后果辩护并赋予正当性。

我并不认为“魏玛化”是一个精确或完美的概念，但一些同事正在将这个概念用于概括欧盟当下所面临的多重危机，以及欧盟经济和政策层面的快速军事化。

观察者网：那在俄罗斯学界，有没有人反对这种说法？有没有人认为欧盟的未来仍然光明？

罗曼·伦金：目前并不存在一个关于“魏玛化”的统一定义或统一解释，来概括欧盟所处的这场危机。无论是“合法性丧失”“全球角色衰退”，还是“魏玛化”，都只是诸多分析框架中的一种，不存在一个大家都认可单一概念。不过，上述一些共同特征是普遍被承认的。

观察者网：在那次会议上，学界对“集体魏玛化”的主要共识和分歧是什么？您个人最认同哪一条判断？ 

罗曼·伦金：我主要认同三点。

第一，是欧盟机构，尤其是其作为超国家机构的合法性危机。欧盟基于超国家的意识形态与欧盟不断推进权力集中、试图打造一个更加集中化的欧洲政治结构形成了明显矛盾，比如不断扩大欧盟委员会的权力。

第二，是欧盟原有理念的瓦解。欧盟最初的理念，是一个以社会公正和和平为导向的共同体。但现在，这些理念在很大程度上已经被抛弃，取而代之的是欧盟的军事化，以及将俄罗斯塑造成“主要敌人”的叙事。这一点现在已经非常明显。

第三，是欧盟经济状况的评估。我认为当前欧盟处于一种“社会模式的危机”，同时战略自主的失败也包括在内。战略自主曾是欧盟在几年前反复宣示的重要目标，但现在很清楚，这一目标难以实现，欧盟也很难成为一个真正独立的全球经济行为体。

观察者网：在几年前，有俄罗斯研究就批评欧盟越来越像苏联晚期。从您的角度看，“魏玛化”和“苏联化”有什么区别，这反映了欧洲怎么样的变化趋势？

罗曼·伦金：将欧盟描述为“走向极权”，或者说“欧盟正在成为新苏联”的话语，更多是一种政治话语，而不是严格的学术分析。这种说法在传统主义阵营中，甚至在欧盟内部的一些右翼政党中比较常见。最明确提出“欧盟是苏联2.0”的政治人物之一是匈牙利总理欧尔班·维克托，“欧洲爱国者”等政治集团的欧洲议会议员也会采纳这种观点。

这是一种针对欧盟的政治批评话语，他们批评欧盟日益成为维护国家主权与国家利益的障碍。这一类观点反映了相关政治力量在欧洲议会选举及本国大选中的立场，在西班牙、匈牙利、斯洛伐克等国有较为显著的影响力。

然而，当前的传统主义运动已不同于15年前的“疑欧主义”。以往，疑欧派多主张直接脱离欧盟，例如英国脱欧。而今的批评声音则更多指向欧盟委员会，“要求回归其初始目标”，即建立一个有利于各国社会与经济、以和平为宗旨的欧洲联合体。而另一种批评指出，欧盟正走向一种高度集中的治理模式，限制成员国主权，这也构成传统主义力量的核心关切。

当然，从学术视角看，欧盟并非苏联，这对历史学者与政治学者而言是明确的。许多指责实质是政治标签的相互投射：欧盟委员会常将传统主义者称为“法西斯”“极右翼”，而后者则指责欧盟为“新苏联帝国”。这些更多是政治修辞，若进行客观分析，可见两种主要意识形态趋势：

一是欧盟主流的新自由主义思潮，融合自由主义与社会民主元素，它主张超越传统身份认同、重塑个体认同；

二是传统主义或身份政治取向，它强调维护国家主权、文化与传统认同。这种所谓“右翼民粹主义”在欧洲的兴起，本质上是对西方新自由主义议程的反应，最初由欧洲移民危机所触发，继而受美国“特朗普主义”的推动。

如今，这些传统主义政党已非建制外的边缘力量，其代表已进入各国政府与欧洲议会，成为政治进程中的组成部分。

观察者网：在俄乌战争前，俄罗斯内部有不少人希望推动欧洲和俄罗斯基于能源联系的一体化，但是很明显，随着美国的干涉以及俄乌战争的爆发，相关尝试已经完全中止。现在俄乌战争正在进入后半段，您认为接下来俄欧会如何定位彼此之间的关系呢？

罗曼·伦金：俄罗斯与欧洲的关系始终极为复杂，交织着多重历史与现实联系。正因如此，有必要明确一点，俄罗斯与欧洲之间并不存在彻底的“完全割裂”。然而，更准确而言，我们应聚焦于俄罗斯与欧盟的关系。因为俄罗斯本身即欧洲的一部分，白俄罗斯同样属于欧洲。即便在2022年之后，欧盟与俄罗斯之间也未走向完全分离。

俄罗斯在本质上仍是一个欧洲国家，但俄罗斯是一个非常特殊的欧洲国家。长期以来，俄罗斯始终与欧洲世界及欧洲国家保持着联系，同时又始终作为一个具有独特性的欧洲区域实体存在，与西欧乃至东欧皆存在显著差异。

上溯至10至11世纪俄罗斯形成初期，当时俄罗斯通过拜占庭帝国与西欧相连，随后，俄罗斯与突厥世界发生联系，并逐渐发展出与西方各国的关系。至18世纪，俄罗斯向北方海域扩张，打开了通往波罗的海等方向的窗口。这一切塑造了俄罗斯与欧洲之间极为特殊的关系格局。

当前，我们正目睹俄罗斯与欧洲关系的又一次转型。即便在美国与欧盟实施制裁之后，现在仍有许多欧洲公司留在俄罗斯，俄罗斯也继续向部分欧盟国家出口天然气和石油，双方经济联系并未消失。

例如，匈牙利获得美国豁免，得以继续进口俄罗斯资源；斯洛伐克亦然。因此，现实情况远为复杂，断言俄罗斯与欧洲国家“全无关系”并不准确。事实上，俄罗斯与欧盟委员会及其官僚机构之间几乎已无往来，但仍与部分欧洲国家保持联系，如匈牙利、斯洛伐克。俄罗斯与意大利的关系也仍然良好，俄意商业协会在莫斯科十分活跃，意大利同仁仍参与我们的会议，他们并未像许多在意识形态压力下受反俄政策影响的欧洲人那样，惧怕参加俄罗斯主办的论坛。

北溪管道被炸彻底终结了俄欧能源一体化的短期可能性，图为英国《泰晤士报》制作的北溪事件示意图

要恢复以往俄罗斯与欧盟之间那种全方位、高密度的合作规模，无疑将极为困难。二十年前我们与欧洲官员及同行之间那种频繁而直接的对话都已成往事。但我认为，未来几年内，俄罗斯与部分欧洲国家之间的经济合作将会有所回升。原因在于，越来越多的欧洲政治人物意识到，他们在乌克兰危机中做出了许多损害自身经济利益的决定，也越来越难以向民众解释为何生活成本不断上升。这将成为未来与俄罗斯调整关系的基础。

展望未来，俄罗斯与欧盟的关系很可能仍将维持一种有限、制度性但冷淡的状态，而与具体欧洲国家的关系则会呈现不同层次、不同深度。例如意大利、德国以及部分东欧国家（波兰除外）可能率先与俄罗斯重启对话。

总体来看，欧盟始终是一个“多轨道、多方向”的体系。在过去二十年中，以这种差异化、多层次的方式与欧洲各国打交道，对我们来说反而更为适宜。相比之下，与当前对俄高度敌对的欧盟委员会建立“特殊关系”，并不现实。我认为，在未来几年内，这种状况不会发生根本性变化。